之前一直用初中时的证明照，上面的我稚气未脱，再沿用下去貌似不大合适，准备入党材料时曾在学校里的柯达店里拍过一张，结果戴着柯达店里大大的眼镜框，感觉傻的惨不忍睹，多少有愧于党组织了。眼下又需要交证明照，于是决定自行研制一个。自造证明照的主要困难在于缺乏比较柔的光源，会产生阴影，眼镜也会反光，难于找到颜色较纯的背景等等，自造证明照的主要优势在于有PS。从照片上裁下合适的部分，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提取皮肤和眼睛的颜色涂掉眼镜的反光，用抽出滤镜去掉背景里的杂物，用较纯的颜色涂之，最后再用模糊工具柔化面部皮肤，呵呵，最后出现在照片里的某人也不是那么的不给别人压力了。把照片调成两寸大小铺满一文档，打印去也
附上各阶段图片供参考

 

近来体现出强烈的嗜睡倾向，在图书馆坐上个把小时就会变得昏昏然了，可能是嘉定图书馆的采光和通风都有问题，抑或是最近生活不太有规律所致。叔本华有名言：人的一生就是不断与睡眠斗争的过程，而且总是以我们的失败而告终。貌似个人离最后的失败还远吧，怎么这么早就现出颓势了？

又写了新的小说，动笔的时候热血沸腾，觉得咸鱼翻身的时候终于到了，不过写出来之后就没什么感觉了，或许，这部小说只是给现实生活中徘徊惶惑的我打打气的作品，担负不起翻身的重担吧。

几乎每晚都在校园里飚自行车，快意的很。嘉定地广人稀，适合此类活动。汽车学院有个直通二层的坡道，晚上从上面冲下来，比较刺激，不怕牺牲且买了保险的同志可以去试试，个人已经体验过了，还想再去体验，不过考虑骑的车子都是借的，暂时作罢，等我自己买了车再去爽之。

读了传说中的伟大作家乔伊斯卡莱尔欧兹的书，果然写的好，不过，她应该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已经两次提名了。不是欧兹的问题，是那帮瑞典人的问题，考虑一下那两个得过诺奖的中国人（不是指杨振宁李政道，我是说得了和平奖和文学奖的那两个）为什么能得奖，真正的大家就应该不在乎这个奖了。个人曾有一梦想，就是若干年后发达了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像萨特前辈学习，拒绝领奖。

要写个夸自己的材料，越发觉得自己没什么优点，仅存的那几个都是从小学开始就十几年如一日存在着的，缺点反倒越来越多，得改。

 

谣传我小时候特别爱哭，以至于搅得托儿所鸡犬不宁，只在其中呆了一个月便被赶回了家，让我奶奶带着。我奶奶早年读过女子师范，之后一直做教师，是那辈人中少有的知识女性，对带小孩子却是没什么经验，于是每天给我安排的主要活动便是读书识字。字认得多了，自然发展为看书读报，从《动脑筋爷爷》、《十万个为什么》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到今天近视八百余度，当是如此童年的必然结果。

       在我眼里，大学里的图书馆就是高等教育高等之处的集中体现。同济的图书馆从外表到内涵都很令人满意，而且距宿舍也就是一箭之遥，于是就把无数本应分配给花前月下的青春岁月都耗在了阅览室里。久而久之，觉得光是读书似乎不够有趣，应该在读过的书里留下点印记什么的，就像古人收藏书画，都要在上面加个自己的戳。当然，公德和心眼我都不缺，不会在图书馆的书上盖个“某某藏书”的印，我选择的方式是画书签。

       即便不是为了留下什么，书签对于读书人也是必须品，十几几十万字的大部头，不可能一口气读完，夹张纸条进去，书接下回的时候就省却了翻找上文之苦。这张纸条便是作文章的地方啦。在纸条上画幅小画，签个名（低调起见，我一直签英文名），再写上该书阅读起止日期，便也算是留下个人的标记了，和征服者建纪念碑、动物在洞边撒个尿用处类似。画的画一般都和书的内容有关，有时摹幅书中的插图，更多的时候是自己设计画的内容。《大师和玛格丽特》，我画了那只跳上电车的黑猫；《月亮和与六便士》是些在跳舞的土著小人儿；曾经不自量力的攻读《存在与虚无》，结果一头雾水半途而废，于是用花体写了个大大的“mauvaise foi”在书签上作罢。久而久之，画书签也成了乐事，有时兴起，还会去寻找以前读过的书，看当时夹在里面的书签还在不在。除去管理员有时会把书签抛出来（对付这个，关键是不能太张扬，书签夹在书里不能露头），书签能否在书里扎根主要取决于书的通俗程度。我夹在博尔赫斯这样名气甚大但读者寥寥作家的作品或是《西方世界的兴起》之类的学术书籍里的书签一般都不会消失，但夹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的书签，存活期通常不会超过一周。令人失望的是，像索尔贝娄这样并不费解的前辈，其作品也是问津者日少，我相信夹在《洪堡的礼物》里的那张想象中的纽约街景应当可以长久的呆在那里。

       我大学期间看过的最为得意的书当推T伍尔夫的《天使，望故乡》。这书写的棒极了，更神奇的是，我们学校那套《天使，望故乡》，从八十几页到二百多页书页连在一起，直到我读时才亲手裁开，这充分证明我是该书的第一个读者。那是本三联港译版的，八七年第一次印刷，一直放到二零零五年才有人读，夹在里面那张画了座乡村住宅的书签估计可以再安稳的睡上个十几几十年吧。

       画得比较用心的两张书签，一张夹在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选里，另一张夹在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里，阅读后者是我二十二岁生日庆祝活动的组成部分。二十二岁对于男生在法律上有特殊的意义，即我可以合法的结婚了。虽说一方面学校不会支持，另一方面我连女朋友尚且没有，结婚就更加遥远了，但能获得资格（虽说没有能力）总归是值得庆祝的。往远里扯，设想小布什给金正日打个电话，说您搞您的核武器去吧，我们不管了，您有这资格啦；且不说金大哥能搞出来与否，那心情就不一样了，再安排安南大叔啥的劝个什么年纪小底子薄先立业后成家什么的，那六方会谈就可以改成会餐了。为了富有纪念意义的二十二岁（当然也为了不朽的罗曼罗兰和傅雷两位先生），我精心绘制了张书签，具体设计，诸位可以自己到图书馆找答案，九楼南侧社科阅览室左手进门第二拐角第三书架法国文学从下数第二层人民文学版四卷本第二册里夹着呢，现在应该还在。

   看过岩井俊二的《情书》，里面那个主角喜欢借些生僻书作第一个读者（其实他也没读过），后来的同学就有个寻找藤井树的游戏，便不禁做起白日梦来，谁说多年之后，后事之师里不会有好事之徒发起寻找我的书签的活动呢？

 

又及：明儿个返校，该为正经事下苦功了，生活过于随意，总是稀里糊涂的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